張學謙丨東漢圖讖的結構與篇目——兼論讖緯的斷代標準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古典学》第二卷（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学谦老师授权发布！
東漢圖讖的結構與篇目
——兼論讖緯的斷代標準
張學謙
提 要：東漢官定圖讖八十一篇，包括河洛讖四十五篇和七經讖三十六篇。河洛讖又分“本文”和“增演”兩個層次。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所受本文，即上天降下的帝王受命之文，計《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上述五帝三王及孔子增演之文，計三十篇。區分東漢圖讖和六朝讖書，必須綜合考慮三字篇名、佚文內容及徵引文獻時代等因素。以此標準衡之，《河圖玉版》《河圖龍文》《龍魚河圖》均是後出的六朝讖書。《後漢書》李賢注所列七經讖篇目最可信賴，所闕一篇應爲《春秋命曆序》。河洛讖散佚時間過早，如無新材料發現，根本無法復原其完整篇目。面對古書徵引的各種冠以“河圖”“洛書”之名的文獻，我們應當謹慎考察其時代，不可徑以東漢圖讖視之。
關鍵詞：圖讖；讖緯；結構；篇目；斷代
關於東漢圖讖的體系和篇目，《隋書·經籍志》云：
根據《隋志》的說法，圖讖八十一篇可分爲《河圖》《洛書》（河洛讖）和七經緯（七經讖）兩大部分，正與光武帝封禪刻石文“《河》《雒》命后，經讖所傳”、張衡“《河》《洛》五九，六藝四九”的說法一致。[9]其中《河圖》《洛書》凡四十五篇，又分爲兩個層次：（一）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即上天降下的帝王受命之文，包括《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二）孔子等九聖增演之文，共三十篇。一是上天所降，一是聖人增演，兩者性質有異。“河出圖，洛出書”是帝王受命的象征，黃帝至周文王皆親受上天之文。而王充在《論衡·宣漢篇》中記載東漢儒者認爲漢無聖帝，未致太平，故無《河圖》之瑞：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10]
儒者認爲鳳鳥、《河圖》等符瑞是聖王治平天下的象征，而當時並無此類瑞應，說明天下尚未太平。王充反駁的理由是古今祥瑞不同，但對於漢代無《河圖》之瑞的說法則沒有異議。光武帝以《赤伏符》即位，又校定圖讖並宣布天下，爲何時人仍有漢無《河圖》之說？原因是，五帝三王所得《河圖》出於河水，乃上天所賜，屬於“本文”。《毛詩·大雅·文王》疏引鄭玄《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這裡說的應該就是《河》《洛》“本文”。而光武帝並未從上天獲得受命的“本文”，記載其受命的《河圖》得於時人之手（如《赤伏符》是彊華自關中奉至），乃孔子爲漢所製，[11]屬於聖人增演之文，不可視爲上天之瑞。這也證明《隋志》將《河圖》《洛書》分爲“本文”和“增演”兩個層次是可信的。《周易·繫辭上》疏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說的就是“本文”的篇數。
那麼，所謂“黃帝至周文王”究竟包括哪些古代帝王呢？陳蘇鎮認爲，圖讖應是受當時流行的“五帝三王”說的影響，“受本文”者包括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禹、商湯和周文王，當屬正解。[12]上引《論衡》謂“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儒者用的應該就是圖讖的說法。再看圖讖之文，《易是類謀》云：“建世度者戲，重瞳之新定錄圖，有（白）〔由〕顓頊帝，紀世讖，别五符，元元之威冥因烖。”[13]鄭玄注：
這段文字略有訛舛，但大致意思是明確的。伏羲雖建立五德終始之法度，但並未受《河圖》《洛書》，“始受《河圖》”的是黃帝。黃帝不僅受《河圖》，還有“定錄”之事。所謂“定錄”，當即《隋志》所云“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黃帝所受《河圖》代表的是上天受命，自己又作成後世受命帝王之名錄。顓頊在黃帝之後，故此“新定錄圖”始於帝顓頊，著錄五帝各自的符應及德衰之後的災異。結合《隋志》的說法可知，黃帝自身所受《河圖》屬於上天所降“本文”，自作之“新定錄圖”則屬於“聖人增演”。
《易是類謀》又云：“皇觀鈎堂，考房斗能，帝視《河》《洛》緯合謀。”鄭注云：“鈎、堂、房、斗、能，皆星名。言三皇觀此宿而動作，五帝則視《河》《洛》、五緯而合謀。”言三皇之動作僅據星宿之變化，至五帝則同時參考《河圖》《洛書》與五星，亦是五帝始受《河圖》《洛書》之證明。《尚書璇璣鈐》更明言“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14]此外，《易是類謀》之文可與《續漢書·天文志》相參照，《續漢書·天文志》序云：“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鬭）〔闓〕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黄帝始。”[15]《續漢志》的說法與《易是類謀》一致，同樣是黃帝始受《河圖》，應是受到圖讖的影響。
“自黃帝至周文王”已經明確，那麼“自初起至于孔子”的“九聖”又是哪幾位呢？既云“增演”“以廣其意”，“其”就是《河圖》《洛書》本文，則顯然應從始受《河圖》的黃帝算起。所謂“初起”就是五帝之首的黃帝，“自初起”與“自黃帝”同義。[16]上引《易是類謀》鄭注說“黄帝始受《河圖》而定錄”，即證明黃帝既受本文，又加增演，必然在“九聖”之列。所以陳蘇鎮認爲“九聖”就是五帝三王加孔子，此說最爲合理。九聖之中，五帝三王作爲受命帝王，從上天獲得了《河圖》《洛書》；作爲聖人，又對所受本文加以增演，作成新的篇目。惟孔子不同，他雖是聖人，卻並非受命帝王，故未受《河圖》《洛書》，僅有增演之事。
關於《河圖》《洛書》的內容，《尚書旋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17]《（春秋）命曆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18]《春秋運斗樞》謂舜受河圖，“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官位度之差。”[19]《河圖挺佐輔》中有“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州）〔列〕聖人所紀姓號。”[20]由此可知，《河圖》《洛書》的主要內容包括天文星度、地理分野以及帝王興替等，這也與現存佚文相合。如《河圖稽燿鈎》講五星之精散爲妖星，《河圖帝覽嬉》講日月之運行，《河圖始開圖》講黃河九曲，《河圖括地象》講大九州，《河圖祕徵篇》《河圖説徵示》講災異，《河圖提劉予》講帝劉季之興，《河圖著命》講感生帝等等。
至於現存《河》《洛》篇目之中，何者爲“本文”，何者爲“增演”，由於文獻的闕失，已難以一一區分，只有部分篇目比較明確。如上引《續漢書·天文志》言“軒轅始受《河圖（鬭）〔闓〕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黄帝始”，既爲受自上天，則《河圖闓苞受》當屬“本文”，其內容當是天文星象之類，故黃帝能法之作星官之書。現存《河圖闓苞受》佚文僅《文選》李善注引“弟感苗裔出應期”一句。[21]此外，黃帝所受“本文”尚有《河圖帝視萌》。《帝王世紀》云：“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霧除，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負圖書，（命）〔今〕《河圖帝視萌》篇是也。”[22]此篇佚文亦僅存一條，見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教誡篇》：“《河圖帝視萌》曰：侮天時者凶，順天時者吉。春夏樂山高處，秋冬居卑深藏，吉利多福，壽考無窮。”[23]
《河圖括地象》是禹所受“本文”。《藝文類聚》卷四七引《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24]所謂“《括象》圖”即《河圖括地象》。《太平御覽》卷八二引《尚書中候》之文，其言更詳：
此文言禹觀河，從河精受《河圖》事。“握《括》命，不試”注云：“禹握《括地象》，天已命之，故不復試以衆官。”“出爾命圖”注云：“圖，《括地象》。”“授臣《河圖》”注云：“《河圖》，謂《括地象》。”皆明言河精代天授禹之《河圖》即《河圖括地象》。《御覽》卷八七二引《尚書中候》，河精所言尚有“文命治滛水”之語（文命爲禹名），然後授圖，[26]可見上天之所以授禹《河圖》，是出於命其治水之意。《帝王世紀》謂禹“觀於河，始受圖，《括地象》也，圖言治水之意”，[27]《宋書·符瑞志》亦云此《河圖》“言治水之事”，[28]顯然都是出於《尚書中候》之說。既要治水，需知天下地理大勢，故上天授禹地理之書。《尚書·益稷》疏引鄭玄《尚書注》云：“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29]按此句乃《河圖括地象》之文，[30]鄭玄之所以稱作“禹所受地記書”，正是由於其地理書的性質。
相對七經讖和《論語讖》而言，東漢《河圖》《洛書》的散佚時間甚早，唐人已經不知其完整篇目，所以後人只能依據古書的徵引進行推測。另一方面，魏晉以降，又有一些新出之書，同樣冠以“河圖”“洛書”之名，難以與光武《河》《洛》作區分。這些新出之書的撰者往往並不明確，古書徵引也僅有篇名。惟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玄都觀道士所上經目中著錄“《河圖文》一部九卷，何承天等修撰”，[31]明確標明了修撰者。但此書不見於《宋書·何承天傳》，具體篇目和性質亦不詳。
前人根據古書徵引，對東漢《河圖》《洛書》的篇目做過一些推測。清人汪師韓《韓門綴學》云：
汪氏僅因《文選》李善注徵引的《河圖》篇目恰爲九篇，即以此九篇爲《隋書·經籍志》所言《河圖》“本文”，並無實際證據，可謂魯莽過甚，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即表示難以信服。[33]至於《洛書》，清人蔣清翊在《文選》注之外考得《甄曜度》《靈準聽》（原注：此即《選》注所引《天淮聽》）《寶號命》《錄運期》（“期”或作“法”）《稽命曜》《摘六辟》（“六”或作“亡”，此即《選》注所引《摘亡辟》）六篇，“亦適合六篇之數”，[34]也是將此六篇視爲《隋志》所言《洛書》“本文”。鍾肇鵬所列六篇，有《洛罪級》而無《稽命曜》，未言依據。[35]
除了以上所舉，古書中還有不少以“河圖”“洛書”爲名的篇目，朱彝尊《經義考》列《河圖》三十二篇（姚振宗又增《河圖舍占篇》《河圖考鉤》二篇），[36]列《洛書》六篇。[37]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緯書集成》是現有收錄佚文數量最多的讖緯文獻輯本，《河圖》類列四十二篇，《洛書》類列十四篇（《解說》中列十一篇）。不過，安居、中村二氏在《解說》中也指出其中有些屬於同一篇名誤傳爲多篇，有些篇名僅見於單一出處，因此承認“上述篇目未必全可信賴，它們中的許多是六朝以後的僞作，或是篇名的誤寫”。[38]鍾肇鵬《讖緯論略》在此基礎上，對個別疑似同篇的篇名進行了合併，又據《經義考》加入了幾種不見於《緯書集成》的篇名，[39]凡《河圖》四十篇，《洛書》十三篇。[40]但《緯書集成》和《讖緯論略》所列篇目還存在一些問題，爲便於說明，現參照兩書所收，詳細檢核諸書徵引，重加整合校正，將現存文獻中的“河圖”“洛書”類篇目列表如下：
經過覆核文獻，合併篇目，上表凡列“河圖”類篇目三十六篇，“洛書”類篇目九篇。雖然恰合“河洛五九”之數，但以上篇目顯然並非皆屬光武帝所頒之《河圖》《洛書》，而是混入不少後出之篇，甚至有些篇目是否確實存在也仍存疑。
那麼，究竟如何區分東漢圖讖和後出之篇呢？三字篇名應該是一個重要因素。《後漢書》（包括《續漢志》）正文中引用的《河圖括地象》《河圖錄運法》《河圖赤伏符》《河圖會昌符》《河圖提劉予》《河圖祕徵篇》《河圖合古篇》《雒書甄曜度》等篇和李賢注七緯所列三十五篇，是最可信賴的東漢圖讖篇目，這些篇目在形式上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徵：以三字爲名。對於這種現象，前人有不同的解釋。安居香山注意到五帝座星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汁光紀也是以三字爲名，因而懷疑緯書的三字名與星神名有關。同時也提及福井康順指出《莊子》篇名《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等亦是三字，但認爲尚待研究。安居氏自己的理解是，這種含義不明的篇名有類似預言的神秘性，其目的是爲了賦予緯書權威性。[63]王利器在《讖緯五論》（1984）中的解釋更爲細緻：
王氏也提到五帝座星名，以及太歲紀年中的“攝提格”“大荒落”“大淵獻”“赤奮若”等三字之名，認爲這些名稱大都與三楚有關，因而懷疑是楚文化的產物，即楚語的對音。
事實究竟如何，尚可進一步研究，但三字篇名作爲東漢圖讖的重要標誌，顯然無可置疑。東漢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朱熹謂“篇題蓋仿緯書之目”。[65]梁陶弘景作《真誥》，分爲七篇：《運題象》第一、《甄命授》第二、《協昌期》第三、《稽神樞》第四、《闡幽微》第五、《握真輔》第六、《握真檢》第七，皆是三字篇名。其《真誥敘錄》明確說這是仿效緯候：“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66]當時東漢圖讖篇目尚基本完整，陶氏之言應可信。既然《真誥》篇名皆是整齊劃一的三字，逆推東漢圖讖八十一篇當亦如此。不過，河洛讖與七經讖的情況稍有不同，七經讖與《真誥》篇名的形式完全一致，但《河圖》中有部分篇名如《河圖祕徵篇》《河圖合古篇》等是以“篇”字結束，似是勉強湊足三字。
也有學者反對以是否三字篇名判斷圖讖的時代，李學勤在考察《乾元序制記》的時代時說：“緯書固然多取三字題，兩字、四字以至六字的也不乏其例。五字的可舉出《春秋·河圖揆命篇》及《論語·素王受命讖》。《乾元序制記》取五字題，不足爲異。”[67]但李氏舉的幾個例子並無說服力，《春秋河圖揆命篇》僅見《文選》卷五二班彪《王命論》及卷五三李康《運命論》兩篇李善注，兩處文字完全一致：“《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68]東漢圖讖的篇題形式均是河圖/洛書/七經名＋篇名，《春秋河圖揆命篇》既冠“春秋”，又有“河圖”，顯然與此形式不合。《揆命篇》又見於《公羊疏》，哀公十四年疏云：“正以《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而《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69]按《公羊疏》之體例，凡引他經之緯，三字篇名上皆注明某緯，如《禮緯含文嘉》《孝經鉤命決》等，而引《春秋緯》篇名則不加“春秋”，蓋因本經之緯，不煩標明。此以例之，疏引《揆命篇》之總名當爲《春秋揆命篇》，故述及孔子作《春秋》事。[70]所謂“春秋河圖揆命篇”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文選》李善注徵引有誤，“河圖”二字爲衍文；二是《春秋揆命篇》與《河圖揆命篇》並存，二者又有相同之文──後一種的可能性似乎較小。總之，並不能將“春秋河圖揆命篇”視爲五字篇名。《論語讖》的情況比較複雜，現存篇目中既有與七經緯篇名形式一致的《摘輔象》《摘衰聖》，也有《比考讖》《撰考讖》《崇爵讖》《糾滑讖》《陰嬉讖》等“二字＋讖”的形式，《素王受命讖》與此二者又不同。《論語讖》不在圖讖八十一篇中，雖然見於《白虎通》，證明成書時間在東漢章帝前，但具體情況不明。《論語素王受命讖》是否確爲東漢初成書的《論語讖》中的一篇尚且存疑，欲以之證明東漢圖讖並非全爲三字篇名，似難服衆。至於《乾元序制記》，李氏對前人意見的反駁都十分牽強，對宋代目錄的著錄更有誤解，此不贅述。[71]總之，這種對三字篇名的反對意見難以成立。
當然，三字篇名僅是判斷某篇是否爲東漢圖讖的必要條件，因爲後代偶有一些模仿之作也使用三字篇名。另一方面，現存圖讖佚文多是從注疏、類書中輯出，偶有簡稱或脫字的情況，改變了三字篇名的原貌，因此需要綜合考慮不同出處的徵引之文。由此可見，如果僅以三字篇名作爲判斷標準，顯然過於武斷，仍需結合佚文內容進行分析。
下文即結合篇名與內容，對《緯書集成》中的部分篇目進行一番考察。《集成》中有《河圖玉版》《河圖龍文》《龍魚河圖》三篇，皆是二字篇名。三者中僅《河圖龍文》見於《隋書·經籍志》著錄，作一卷。雖然篇名不同，三者卻有一些近似的佚文：
《北堂書鈔》所引雖僅記作《河圖》，但言大秦國人“亦壽萬八千歲”，顯然原文應是接續龍伯國人“生萬八千歲而死”，知此《河圖》乃是《河圖玉版》之文。《河圖玉版》與《河圖龍文》均言龍伯國、大秦國、佻國、中秦國，文字雖有參差，當是諸書徵引時有刪節所致。此外，三者又同時述及天之四極，《河圖龍文》和《龍魚河圖》顯屬同文，《河圖玉版》佚文當是徵引時撮舉文義，其原文亦應與二者相同。由於《河圖玉版》和《河圖龍文》現存佚文很少，三者相同之處僅見於上舉之文，但已經可以看出三者之近似。至於是三者部分內容有共同來源，抑或三者是同書異名，則難以論定。
《河圖玉版》見於晉張華（232﹣300）《博物志》、郭璞（276﹣324）《山海經注》和張湛《列子注》，可見時代確實較早。佚文中有“金剛力士”一詞，《河圖龍文》《河龍魚圖》均作“金剛敢死力士”。金剛力士爲佛教護法神，手持金剛杵，漢譯佛典中最早見於吳支謙譯《佛開解梵志阿颰經》和《須摩提女經》。[72]疑《河圖玉版》用佛教詞彙，其時代必不能早至東漢光武帝時。當然，也有學者因爲金剛力士見於此文，於是認爲不始於佛教，[73]似屬本末倒置。
從內容上看，《河圖玉版》《河圖龍文》言及龍伯國、大秦國、佻國、中秦國等異域諸國及國之民情，敘述荒誕迂怪，與東漢圖讖中同樣言及地理的《河圖括地象》內容不類，反而與以異域民情爲主的《括地圖》相似。《河圖括地象》主要闡述大九州說，同時記錄了現實的山川河流及其與星辰的對應關係，相對比較平實。而《括地圖》則不同，魏晉人裴秀（224﹣271）《禹貢地域圖序》云：“今祕書……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74]其中的《括地》即《括地圖》，以記述殊方異族爲主，多荒外迂誕之言。[75]從這點上看，《河圖玉版》《河圖龍文》與東漢圖讖在內容上有着比較明顯的差異。
《龍魚河圖》中也有一些與東漢圖讖不類的內容，如：
上文已經指出，東漢《河圖》《洛書》的主要內容是天文星度、地理分野以及帝王興替等，其中的星象、災異皆是易代之徵或上天譴告，屬於精英階層的知識，絕無民間日用之內容。而《龍魚河圖》中這些民間祝語、咒術，顯然等而下之，故爲《齊民要術》所採，與東漢《河圖》在性質上有明顯差異。當然，《龍魚河圖》中也有上古帝王、天文星占等與東漢《河圖》類似的內容，說明此書乃後人雜抄諸書而成，故而性質較爲駁雜。此外，“七月七日”之文也令人生疑。選擇重數之日，顯然是有特別意義的。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說七月七日“可合藍丸及蜀漆丸”，[77]《龍魚河圖》言此日吞服赤小豆可令人無病，都與人體健康有關，即說明了此重數日的特殊性。序數紀日產生於西漢武帝末至宣帝時期，此後逐漸通行，取代干支紀日，成爲新的時間標尺。[78]官文書改用序數紀日始於東漢建武年間，[79]民間的普及應該更早。不過，賦予重數日以特殊意義，自然又要稍晚於序數紀日的普及時間。即使這個普及時間早於建武時期，也仍很難想象當時作爲上天所降和聖人增演之文而被整理頒布的河洛讖中，會使用這種新的紀日方式。
總之，經過分析，《河圖玉版》《河圖龍文》《龍魚河圖》在內容上都與光武圖讖有明顯差異，不可能是其中的篇目，同時也證明三字篇名可以作爲判斷光武圖讖的重要參考。當然，由於《河圖》中有部分篇目是以“篇”爲末字，他書徵引時有省略此字的情況，如上表所列《河圖祕徵篇》，即有引作《河圖祕徵》者，所以需要參考不同文獻的徵引情況。
由於東漢《河圖》《洛書》的散佚時間較早，沒有留下具體篇目，一直以來的研究只能依據他書的徵引，本文自然也不例外。但古書徵引往往並不嚴謹，部分篇目僅見於單一出處，無法參互校正，這就注定現在無法完整復原“河洛五九”的篇目。上表所列篇目，綜合考慮篇名、佚文內容及徵引文獻時代等因素，《河圖記命符》和《洛書洛罪級》以前的篇目屬於東漢圖讖的可能性較大。
關於七經讖的篇數，張衡謂“六藝四九”，鄭玄云孔子“作讖三十六卷”，[80]《隋書·經籍志》更明確說“七經緯三十六篇”。至於具體篇目，《後漢書·方術列傳》言樊英善“河洛七緯”，李賢注云：
此注列《易緯》六篇、《書緯》五篇、《詩緯》三篇、《禮緯》三篇、《樂緯》三篇、《孝經緯》二篇、《春秋緯》十三篇，凡三十五篇，尚闕一篇。清人汪師韓認爲所闕之篇是《春秋命曆序》，姚振宗認爲是《禮記默房》，胡薇元認爲是《孝經左右契》，鍾肇鵬同意汪說。[82]今按《禮記默房》非三字篇名，與以上各篇體例不合，可予排除。諸書徵引篇名，有《孝經左契》《孝經右契》，而無《孝經左右契》。從徵引內容看，多與《孝經援神契》之文同。蓋後人以合契之義分《孝經援神契》爲《孝經左援神契》《孝經右援神契》[83]，又簡化爲《孝經左契》《孝經右契》，實爲注中已列之篇，不應重複。至於《命曆序》則見於靈帝熹平四年蔡邕議曆之文[84]，時代較早，故當以汪氏、鍾氏之說爲是。
當然，對於李賢注的準確性，也有學者表示懷疑。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云：“按七經緯三十六篇，章懷太子所舉止於三十五，尚闕其一。又范書《黨錮·魏朗傳》注云‘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此乃十三篇，亦彼此不相合，蓋殘闕之餘，約略紀載，皆非漢時之舊矣。”陳槃《讖緯釋名》說：“賢注七緯之目，不知何本。數目止三十五篇，持校《隋志》亦有出入。……賢注三十六緯之目，東拼西湊，無以充其數，故止於三十五篇也。”[85]在此後的論文中，陳氏的態度略有緩和，除了此種懷疑外，也承認“將其文有闕耶”的可能。[86]陳蘇鎮的懷疑主要基於兩點：一是《隋志》成書早於李賢注二十餘年，已不知七經緯三十六篇的確切篇目，李賢注未載明出處，不知從何而來。二是《隋志》八十一篇之外又有《詩推度災》《汜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似乎不在三十六篇中，與李賢注說法不同。[87]
對於第一點疑問，陳氏自己根據趙翼《陔餘叢考》的說法做了推測，即此條注文或許來自南朝舊注，但同時又認爲“其可靠性仍無法確定”。其實，《隋書·經籍志》乃據《隋大業正御書目錄》增損而成，不能完整反映唐初藏書的全貌。綜合考察新舊《唐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天文要錄》等文獻的著錄，可知七緯（七經讖）在唐初仍基本完整，所以李賢等注出其確切篇目並非難事，更不必本之南朝舊注。《後漢書》原文是“河洛七緯”，李賢只注“七緯”而不注“河洛”，正是因爲當時七經緯尚存，而河洛則散佚過甚，無法注出完整篇目。至於第二點疑問，當是陳氏對《隋志》之文理解有偏差。《隋志》此序文義不甚明晰，文末所列五篇應是單行之本，而非不在三十六篇之中，故而與李賢注並不衝突。[88]至於姚振宗提出的《魏朗傳》注作“《春秋緯》十二篇”，或是後人因《春秋》有十二公而誤改。總之，李賢注所列雖闕《春秋命曆序》一種，但都應屬流傳中產生的闕訛，其本身仍是現在最可信據的七經讖篇目。
今本《後漢書》李賢注中所列篇目有個別誤字。如《記歷樞》之名，本書《郎顗傳》正文、注文及《隋書·經籍志》經部異說類小序皆作《汜歷樞》，諸書徵引，或作“氾（汎）”，或作“記（紀）”。清人趙在翰釋此篇名云“永言律本，運譜曆軌，汎覽五際，其樞在水”，[89]則當以“氾”字爲是，“記”乃草書形近之誤。中村璋八則認爲當以“紀”字爲是，並釋篇名之義爲“記錄歷數樞紐”。[90]此外，《佑助期》當作《佐助期》，趙在翰云“聖王代出，輔佐應期”，[91]乃取“輔佐”之義。至於《汁圖徵》，“汁”通“叶”“協”[92]，有和諧、和洽之義。
從李賢注所列篇目數量看，《春秋緯》最多，隋唐目錄著錄的《春秋緯》卷帙也遠超其餘諸緯，顯示了其在七經讖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孝經緯》的地位也比較獨特，《隋書·經籍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孝經勾命決》六卷、《孝經援神契》七卷，其餘諸緯皆以整體著錄，惟《孝經緯》二篇爲單行之本。《孝經》在諸經中體量最小（一般均作一卷），而兩篇《孝經緯》的卷數竟然分別有六卷、七卷之多。漢儒以《孝經》爲群經之本，鄭玄《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93]宋王儉《七志》列《孝經》於《經典志》之首，[94]正是這種思想在南朝的延續。
東漢人將《春秋》和《孝經》均視爲孔子之作，與孔子刪定之經有別。《孝經鉤命决》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95]《白虎通·五經》云：“（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96]《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即《乙瑛碑》，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五經，演《易·繫辤》，經緯天地，幽讃神明。”[97]《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即《史晨碑》，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鈎《河》擿《雒》，却揆未然。”[98]東漢人往往以孔子所作的《春秋》與《孝經》作爲一個組合，而以孔子刪定的《易》《書》《詩》《禮》《樂》作爲另一個組合，也就是《白虎通》所說的“五經”，[99]加起來就是“七經緯”的“七經”。[100]這也解釋了七經緯中爲何有《孝經》而無《論語》。
東漢官定圖讖凡八十一篇，包括河洛讖四十五篇和七經讖三十六篇。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說法，河洛讖又可以分爲“本文”和“增演”兩個層次。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即上天降下的帝王受命之文，計《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孔子等九聖增演之文，計三十篇。一是上天所降，一是聖人增演，兩者性質有異。圖讖受當時流行的“五帝三王”說的影響，“受本文”者爲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禹、商湯和周文王。“增演”者爲五帝三王及孔子。五帝三王既是受命帝王，又是聖人：作爲受命帝王，從上天獲得了《河圖》《洛書》；作爲聖人，又對所受本文加以增演，作成新的篇目。孔子則不同，他雖是聖人，卻並非受命帝王，故未受《河圖》《洛書》，僅有增演之事。現存河洛讖篇目中，可以確認爲“本文”的有《河圖闓苞授》《河圖帝視萌》（以上黃帝所受）《河圖括地象》（禹所受）。有關劉氏受命的篇目則都屬於孔子的“增演”。
本文參照前人所列河洛讖篇目，詳加檢核校正，整合出“河圖”類篇目三十六篇，“洛書”類篇目九篇，但其中仍有不少後出及存疑之篇。區分東漢圖讖和後出之篇，必須綜合考慮三字篇名、佚文內容及徵引文獻時代等因素。以此標準衡之，《河圖玉版》《河圖龍文》《龍魚河圖》均非東漢圖讖，而是後出的六朝讖書。七經讖在唐初仍基本完整，故《後漢書·樊英傳》李賢注所列“七緯”篇目最可信賴，所闕一篇應爲《春秋命曆序》。由於河洛讖與七經讖的散佚時間不同，其篇目復原的難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河洛讖在六朝時期即開始散佚，唐初已佚失過半，如果沒有新材料的發現，根本無法復原其完整篇目。面對古書徵引的各種冠以“河圖”“洛書”之名的文獻，我們應當謹慎考察其時代，不可徑以東漢圖讖視之。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讖緯輯佚史研究與讖緯文獻的重新校理”（19CZS006）階段性成果。
[1]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84。
[2] ［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見《後漢書》，頁3166。
[3]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傳》，頁1913。
[4]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傳》，頁1912。
[5] ［漢］荀悦撰，［明］黄省曾注，孫啟治校補《申鑒注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37。
[6] ［梁］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30。
[7]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8]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940 -941。
[9] ［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見《後漢書》，頁3165﹣3166。［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列傳》注引“《衡集》上事”，頁1913。
[10] 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815﹣816。
[11] 《公羊傳·隱公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
[12]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五章《漢室復興的政治文化意義──讖緯和〈公羊〉學對東漢政治的影響》，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424﹣425。
[13] 按：顓頊爲黑帝，“白”乃“由”字之誤，據鄭注改正。又陳蘇鎮以此文爲《易是類謀》引《雒書靈準聽》，不確。《易是類謀》引《雒書靈準聽》僅篇首起始數句，餘下皆《是類謀》本文。
[14]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四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影印南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第3冊，頁79。亦見卷五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尤袤本作“受圖籙”（第14冊，頁196），明州本六臣注作“受籙圖”（［梁］蕭統編，［唐］呂延濟等注《六臣注文選》，影印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刻明州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895）。
[15] ［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續漢書·天文志上》，見《後漢書》，頁3214。
[16]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五章《漢室復興的政治文化意義──讖緯和〈公羊〉學對東漢政治的影響》，頁426。
[17]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三六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第9冊，頁173。
[18]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謙校《合校水經注》卷一《河水》，影印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刻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
[19]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一《皇王部六》，影印宋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77。
[20]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七九《皇王部四》，頁368。《藝文類聚》（影印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一一《帝王部一》引作“列聖人之姓號”，知“州”爲“列”字之誤。
[21]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四三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第11冊，頁68。
[22]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一〇一《霧》引，影印明大德堂鈔本，《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五，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97。《藝文類聚》卷九九《祥瑞部下》、《初學記》卷六《地部中》亦引及，文字有參差。“命”乃“今”字之誤，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文改正。
[23] ［梁］陶弘景集，王家葵校注《養性延命録校注》卷上《教誡篇》，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3。
[24]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七《職官部三》，頁1281﹣1282。《太平御覽》卷二〇八《職官部六》引同。
[25]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二《皇王部七》，頁381。《藝文類聚》卷一一帝王部一亦引及，僅“伯禹曰”至“授臣河圖”一段。
[26]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七二《休徵部一》，頁3868。
[27]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二《皇王部七》，頁380。
[28] ［梁］沈約《宋書·符瑞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763。
[29] 按：梁崔靈恩《三禮義宗》（唐王涇《大唐郊祀錄》卷八引）作“禹受地說書”，《文選·吳都賦》李善注作“禹所受地說書”，《禮記·曲禮》疏作“地統書括地象”，《通典》卷四五作“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地說書”“地統書”當皆字訛。
[30] ［唐］徐堅《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63。［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五七《州郡部三》，頁761。又見《文選》之《魏都賦》《爲石仲容與孫皓書》《答盧諶》等篇李善注。
[31] ［唐］法琳《辯證論》卷八。關於《玄都觀經目》，參見陳國符《道藏源流攷》，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06﹣107。
[32] ［清］汪師韓《韓門綴學》卷一“緯候圖讖”，影印清乾隆刻《上湖遺集》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147冊。
[33]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解說》，頁66。
[34] ［清］蔣清翊《緯學原流興廢考》卷上“河洛”，《緯史論微》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404。
[35] 鍾肇鵬《讖緯論略》第二章《讖緯篇目及緯書解題》，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73。
[36] ［清］姚振宗撰，劉克東、董建國、尹承整理《隋書經籍志考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403。
[37]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點校《經義考新校》卷二六四《毖緯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按：僅計有具體篇名者，自《河圖括地象》起算。
[38]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解說》，頁67。
[39] 鍾氏未明言所據，但從排列順序看，基本與《緯書集成》一致，增加的篇目則全部見於《經義考》。
[40] 鍾肇鵬《讖緯論略》第二章《讖緯篇目及緯書解題》，頁71﹣73。
[41] ［清］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校點《三史拾遺》，《廿二史考異》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466。
[42] 張學謙《六朝至隋唐間東漢圖讖流傳與散佚的目錄學考察》，《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43] 諸書徵引有《括地圖》，與《括地象》並非一書，見曹建國《〈河洛括地象〉考論──兼論讖緯文獻的甄別與運用》，《國學研究》第39卷，2017年。
[44] 《讖緯論略》原作《開始篇》，當屬手民之誤。
[45] 王立軍《漢碑文字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06頁。
[46] 此點爲同事李林芳兄教示，謹致謝忱。
[47] 鍾肇鵬已經指出此誤，見《讖緯論略》，頁72。
[48] 《令集解》卷二八《儀制令》第二，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年，頁188。
[49] 陳槃持相反觀點，認爲此篇即以黑帝叶光紀名篇，見氏著《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313﹣316。
[50] 《文選集注》卷九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引，見周勛初纂輯《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冊，頁79。金少華認爲《文選鈔》撰者爲唐人公孫羅，見氏著《古抄本〈文選集注〉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44﹣147。
[51] ［唐］李淳風《乙巳占》卷三《分野》，清光緒三年歸安陸心源刻本，頁12a﹣13b。
[52]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太平御覽》卷一五七《州郡部三》等引）
[53] “降象”語義不明，“象”或指天象。
[54] ［清］孫詒讓著，梁運華點校《札迻》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3。
[55]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八八《彗星占》引。
[56]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解說》，頁68。
[57] 《明文抄》五卷，日本平安末期至鐮倉初期藤原孝範（1158﹣1233）所編類書。［日］塙保己一《續群書類從》第三〇輯下卷八八六《明文抄》五《神道部》，《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2年，頁183。
[58] 《諸祭文故實抄》一冊，寫本，日本神宮文庫藏。此據《鐮倉遺文》補遺三（文書番號51371），頁60。《洛書斗中圖》見引於日本寶治元年（1247）後嵯峨天皇之祭神文。
[59] 《開元占經》中又有《雌雄圖三光占》。
[60] 安居、中村二氏在《緯書集成·解說》（頁68）中已經懷疑“洛”（雒）字爲“雄”或“雌”的誤寫。
[61] ［明］胡應麟《四部正譌》上列緯書篇目，謂《太平御覽》有《洛書稽命曜》，然經檢索，未見此名，蓋胡氏誤記。
[62] 《老子河洛讖》之文見《南齊書·祥瑞志》及《南史·齊本紀》，文字略異。
[63] ［日］安居香山著，田人隆譯《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44﹣145。
[64] 王利器《讖緯五論》，《曉傳書齋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92。
[6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四《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979頁。
[66] ［梁］陶弘景撰，趙益點校《真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33。
[67] 李學勤《論〈易緯·乾元序制記〉》，《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輯，1996年。此據氏著《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頁427。
[68]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第13冊，頁41、89。
[69]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196。
[70] 《揆命篇》不在李賢注七經緯之目，當是後出之篇。
[71] 詳參張學謙《〈易緯〉篇目、流傳與輯佚的目錄學考察》，《古典文獻研究》第20輯上卷。
[72] “金剛力士”亦見於失名譯《分別功德論》，傳世《大藏經》均附“後漢錄”，一般視作東漢譯經。但有學者從語法、詞彙和佛教慣用語分析，認爲翻譯年代應在西晉以後，不能作爲東漢語料，見方一新、高列過《〈分別功德論〉翻譯年代初探》，《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5期，2003年9月。又方一新《從部分佛教慣用語看〈分別功德論〉的翻譯年代》，《漢語詞彙學研究》（三），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17﹣224。
[73]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六“金剛力士見緯書”條，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237。
[74]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五《裴秀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039。
[75]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169﹣170。
[76] “吏”字，《齊民要術》誤“使”，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正。又“五方疫鬼”，《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五瘟（溫）鬼”。
[77] ［漢］崔寔撰，石聲漢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5。
[78] 陳侃理《序數紀日的產生與通行》，《文史》2016年第3輯。
[79]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67﹣69。
[80] 《周易乾鑿度》卷下鄭玄注。
[81]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二上《樊英傳》，頁2721-2722。
[82] 鍾肇鵬《讖緯論略》第二章《讖緯篇目及緯書解題》，頁35、60。
[83] 如［日］一條兼良《日本書紀纂疏》卷一《神代上之一》即引《孝經左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東京：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40年，第18頁）
[84] ［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續漢書·律曆志中》，見《後漢書》，頁3038。
[85] 陳槃《讖緯釋名》，《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頁313。
[86] 陳槃《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增訂本），《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頁142。
[87]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頁417﹣418。
[88] 對《隋志》此篇類序的分析，參見張學謙《東漢圖讖的成立及其觀念史變遷》，《文史》2019年第4期。
[89] ［清］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詩緯敘目》，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752。
[90] ［日］中村璋八《緯書の基礎的研究·資料篇》第二章《各緯における諸問題》，東京：漢魏文化研究會，1966年，頁429﹣433。［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解說》，頁47。
[91] ［清］趙在翰《七緯·春秋緯敘目》，頁755。
[92]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水部·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563。［清］錢繹《方言箋疏》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03﹣104。王立軍《漢碑文字通釋》，第651頁。
[93]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金良年整理《孝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
[94]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次第》云：“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影印清康熙通志堂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
[95]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六《人部十》，頁718。
[96]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446。
[97] ［宋］洪适《隸釋》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8。
[98] ［宋］洪适《隸釋》卷一，頁23。
[99] 今本《白虎通》云：“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白虎通疏證》，頁448））“春秋”乃“樂”字之誤，參劉師培《白虎通義斠補》（《白虎通疏證》附錄三，頁706）、《白虎通德論補釋》（《白虎通疏證》附錄八，頁806）。
[100] 徐興無《從“六經”到“七經”》，《中國經學》第20輯。
张学谦，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